民族融合洪流中的士大夫悲劇寫真
宗欽(生卒年不詳)，字景若，金城(今蘭州市)人。北涼、北魏時期有名文人、學者。其人生平資料很少，《魏書》有簡傳。據載，宗欽父宗燮，曾任呂光后涼政權太常卿。由此推理，宗欽早年應該主要是生活在姑臧(今武威市)，這里有較好的教育條件，所以才能有宗欽“少而好學，有儒者之風，博綜群言，聲著河右”(《魏書》本傳)的學習成果。宗欽在河西地區文名頗高。
在姑臧，宗欽應當經歷了后涼滅亡、禿發傉檀鎮守姑臧、北涼沮渠蒙遜遷都姑臧等事件，其間宗欽所為，我們不得而知。此后的北涼王沮渠牧犍禮重儒士，他重用闞骃、張湛、劉昞、索敞、陰興、宗欽、趙柔等，任宗欽為中書郎、世子洗馬(《十六國春秋》)。從任職來推理，沮渠牧犍是鑒于宗欽的文采，讓宗欽陪世子讀書。沮渠牧犍重用的這些文人，后來都為河西儒學贏得了聲譽。
太延五年(439年)，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滅北涼，遷涼州三萬戶入平城(今大同市)，宗欽也隨之進入平城，被賜爵臥樹縣男，加號鷹揚將軍，拜著作郎。所謂縣爵、將軍號，都只不過是個名頭，真正實職是著作郎。這次遷徙，以涼州較為發達的儒學，來充實北魏文化建設，對于促進北魏的文化發展有著關鍵意義。河西名士，除前引闞骃等之外，尚有流寓河西的程駿、程弘、常爽等，都進入了北魏，他們撐起了特定時段北魏文壇的大體骨架。
在北魏，宗欽頗得崔浩賞識。崔浩是拓跋燾最倚重的大臣，他出身北方大族，學識淵博，經常薦舉、獎掖有學識的漢族士人。宗欽還與同為著作郎的高允友善。當時崔浩有一項重要任務，即負責北魏國史(即《國記》，又稱《國史》)的撰寫，宗欽、高允就是直接執筆者。應該說，宗欽進入了北魏的國家一流學術團隊。
作為偏居政權的文人，能有這樣的際遇，完全可看作是人生價值的實現，但是，對于崔浩、高允、宗欽等人來說，這卻是他們人生的滑鐵盧。崔浩天真地認為，拓跋燾給他們的“實錄”詔令，就是讓他們一五一十地記述拓跋氏發跡、崛起和走向輝煌的過程，所以，他們還真的這么做了。
問題是，游牧部族的早期有著太多不符合中原禮儀、倫常的細節，這些細節難以啟齒，不宜公諸天下，史書也完全可以含混其詞或者文飾其事，可崔浩等人畢竟沒這么做。所以，當《國史》以客觀“實錄”的樣貌出現并“刊石立衢”“暴揚國惡”時，整個拓跋部族都倍感被羞辱，隨之而來的，就是北魏史上空前的“國史之獄”，清河崔氏、范陽盧氏、太原郭氏、河東柳氏等“四大家族”被族滅，宗欽、段承根也一同被殺。對此，文學史家劉躍進先生論述道：“疑崔浩之好用河西人，正為欲加速北魏之漢化，故浩被殺而宗、段亦受株連也。”(《南北朝文學編年史》)這是完全有道理的。宗欽這個祖籍于金城、成名于姑臧、重用和被殺于平城的文人，其宦海浮沉，正是漢族士大夫在民族融合歷史洪流中的悲劇寫真。
有意思的是，一同修史的高允卻以其太子師的身份和誠實、坦蕩的襟懷，贏得了拓跋氏的寬容，不僅幸免于難，而且還侍奉北魏五帝，享年九十八歲。宗欽與高允之間，留下可貴的往返書信及唱和詩歌，足證其間的親密關系。俗云：“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。”從高允的個性來推理，宗欽也應當是一個襟懷坦蕩的君子。他與高允不同際遇的根本原因，很可能就因為，他是一個讓拓跋燾頗為敏感“河西人”。由此進一步推理，河西儒學確實在北魏漢化進程中有著特殊的功用。“涼州模式”之大規模移植于平城，也可為其側證。
(執筆：清輝編輯：王麗娜)